犯罪紀實╳鑑識科學╳司法正義榮獲「爵級大十字勳章」鑑識專家，安吉拉．蓋洛普的真相調查祕辛，走進最真實的鑑識調查現場，尋找比小說更離奇的破案關鍵！
內容簡介：《沉默證詞》向讀者揭示鑑識現場的真正模樣。犯罪現場是一切的開始，鑑識專家實地走訪，探查一切蛛絲馬跡，設想接下來的檢驗步驟、結果與細節；對於要檢驗的各項跡證抱持想像力，運用血型、血跡型態、DNA鑑定、織物纖維鑑定、數位鑑識等方法查核關鍵證物。蓋洛普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屈不撓的精神，致力於現場重建，解決許多看似棘手的案件，過程精采且值得敬佩。
作者介紹：安吉拉．蓋洛普Professor Angela Gallop ，蓋洛普是舉世傑出的鑑識科學家之一，曾任法醫學會主席、獨立警察委員會成員。她在四十多年的職涯中，協助推動英國和海外的鑑識服務轉型，並作為懸案調查的專家，領導鑑識團隊在英國最具挑戰性的聳動案件中找出關鍵證據，包括史蒂芬．勞倫斯案、男童達米羅拉．泰勒謀殺案、瑞秋．尼可案、「神的銀行家」羅貝托．卡爾維案等。2015年，蓋洛普因其法醫科學服務而獲得「爵級大十字勳章」（CBE）。《沉默證詞》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搶先試閱：〈是真相還是掩蓋真相？ 〉
我們在懸案方面十分成功，加上我們順利交付「例行」工作，因此被託付的調查愈來愈敏感。這些年來，處理過許多知名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的科學調查完全由我們包辦。另一些案件只委託檢視特定的部分。黛安娜王妃死後一段時間，我們參與的一個調查就是這種情形。
黛安娜王妃和她的同行者多迪．法耶茲（Dodi al-Fayed）與司機亨利．保羅（Henri Paul），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死於巴黎的一場車禍。王妃的保鑣崔佛．李瓊斯（Trevor Rees-Jones）也身受重傷。二○○四年，也就是事發的七年後，大都會警局局長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爵士受王室驗屍官（Coroner of the Queen's Household）和薩里郡（County of Surrey）所託，調查車禍相關的一些事項。驗屍官特別想知道的是，是否有證據證明多迪的父親穆罕默德．法耶茲（Mohamed Al-Fayed）與其律師團指控的英國政府高層謀殺陰謀。
接下來的龐大調查被稱為「佩吉特行動」（Operation Paget）。除了偵訊超過三百名證人，執行了五百次行動，此行動也取得超過六百件物證供檢驗分析，而且是有史來最全面的意外現場重建。
我們受託幫忙澄清三個面向：（一）黛安娜王妃死亡時是否有孕在身？（二）認為來自保羅的血液樣本中，酒精濃度超出英國合法駕駛的酒精濃度上限一倍，這個樣本是否確實屬於他？（三）黛安娜王妃與同行者乘坐那輛賓士的車禍，是否能合理排除媒體攝影師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anson）那輛淡色飛雅特牽涉其中？安德森的妻子宣稱，事發當晚她丈夫和她在二百七十四公里外。三年後，安德森自殺了。雖然安德森死後，他的辦公室遭到「可疑」闖入，但只有幾樣器材遭竊。
黛安娜王妃疑似有孕的鑑識調查，是由大衛．考恩（David Cowan）教授主導，他當時是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鑑識科學與藥物監控學系（Depart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and Drug Monitoring）主任。工作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是確認由黛安娜王妃採取的血液樣本，是否含有任何懷孕荷爾蒙─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第二部分是尋找是否有證據證明她可能在服用避孕藥。
黛安娜王妃在車禍後接受輸血，使得懷孕檢驗更棘手。因此最適合檢驗的樣本，是車裡她坐位下擱腳處地毯取得的一些血液。考恩的團隊表現傑出，發展出適用於凝固血液的懷孕檢測；我們在先前無關聯的研究中，從孕婦身上採取一系列樣本，當作較久的血液樣本控制組。也萃取黛安娜王妃胃部內容物的樣本，檢驗避孕藥的殘留物。
最後，以上所有檢測的結果都是陰性。這表示黛安娜王妃過世時非常可能沒有懷孕，而且沒有在服用避孕藥。依據史蒂文斯爵士的說法，這結果符合她家人、朋友的證詞─看不出她懷孕的跡象。
至於應該來自保羅的血液樣本，我們用DNA檢測確認那確實是他的血。所以並未像謠傳的，是用別人的樣本調包。因此保羅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必定和報告中相同。
最後，我們拿相撞汽車轉移到賓士車上的淺色漆抹痕和保險桿材質做檢驗。結果顯示，該輛汽車可能是一輛飛雅特的Uno，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就是安德森的那輛。一個問題是，現場在保留撞車相關證據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不論是另一輛車，或是隧道壁。
調查也檢視了一些其他的說法，包括主張法耶茲和黛安娜王妃訂婚的說法。史蒂文斯爵士（這是當時的頭銜）看過所有結果之後，在二○○六年十二月和他的團隊提出了一份報告。他們的結論是，雖然高層被指控犯下惡行或掩蓋真相，但沒有證據支持這種指控。
我們處理過的另一個敏感案件，和前武檢人員與伊拉克的一個聯合國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ssion）有關。
大衛．凱利（David Kelly）原本是為英國國防部工作，二○○三年BBC發布一份有爭議的伊克拉報告，指稱他為消息來源，從此被推進聚光燈下。報告的焦點是挑戰英國政府的主張─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能在四十五分鐘之內部署完畢。二○○三年三月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據稱出自凱利博士的評論成了頭條新聞後，一個外交事務專責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審訊了他。
兩天後，他被人發現陳屍於牛津郡家附近的一處樹林裡。由於當時事態敏感，凱利之死恐怕免不了令人懷疑高層有不法活動與陰謀，就像黛安娜王妃當時那樣。 我們受託調查此案時得到的資訊是，凱利博士在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下午離開家中去散步。他一直患有憂鬱症。所以那晚他妻子報告他失蹤，非常情有可原。
隔天早上，在蕁麻和懸鉤子的下層灌木中發現了凱利博士的屍體，犯罪現場調查員在屍體上方和周圍區域架設了一個帳篷，以免天候影響。屍體旁發現一把刀，以及一瓶水、一包強力止痛劑，止痛劑中含有右旋普帕西芬（dextropropoxyphene）和乙醯胺酚的傳統配方。
泰晤士谷警局委託我們參與調查。葛林勘察犯罪現場，然後檢查那裡取得的衣物和其他多項證物上的血跡形態和破損等等。而亞倫得到總部的病理學家尼克．杭特（Nick Hunt）博士由屍體取得的樣本後，負責提供毒理學分析。
杭特在現場檢查屍體時，注意到屍體的左手和手腕染滿了血。後續驗屍時，杭特發現沒有證據顯示凱利博士死前受到持續、激烈的攻擊，或曾經被人用其他方式拖行或移動到發現屍體的地方。他發現左腕下側有些深深的割痕，割痕切斷了幾條血管，包括尺動脈。杭特解釋道，這是自殘的典型模式。
病理學報告的結論是，手腕上的傷是凱利博士的主要死因，此外他也服下大量止痛劑，一些不曾診斷出的潛在心臟疾病也有些影響。
葛林在一些關鍵證物上的血跡狀態和分布狀況得到的結果，支持了病理學報告的結論。那樣的血跡形態是典型的動脈血跡，顯示凱利博士受傷處就是他屍體尋獲的地方。 警方交由我們在實驗室檢驗的證物中，有些從凱利博士屍體和手機取得的拭子、一些指甲屑和毛髮，及現場找到的手表、水瓶和刀子。此外凱利博士書房裡的一台相機和一些攪碎的紙張，由檔案證據有限公司（Document Evidence Ltd.）進行重建。
亞倫在屍體採取的樣本中發現濃度較高的右旋普帕西芬，在胃內容物中找到一些未溶解的藥丸，水瓶口周圍則有微量的乙醯胺酚。這一切都符合凱利博士吞進一些藥丸、用水瓶裡的水嚥下的情形。
從現場取得的衣物和其他證物上的血跡狀態與分布，也能推斷出其他一些事。例如凱利博士手腕上大約十一道割傷，很可能是染血的刀造成。凱利博士在過程中脫下手表。血從他受傷的手腕噴到衣物和周圍的表面上。此外，凱利博士受傷之後，跪到他自己的一灘血中，喝了水瓶裡的水。
現場發現的強力止痛劑右旋丙氧酚（Co-proxamol）的泡殼包裝上沒有血跡。不過一個包裝上有可能來自凱利博士的DNA，顯示他受傷前動過包裝。
經過一系列的詳盡檢驗和調查，結論是有強力的證據顯示，現場所有的血都來自凱利博士，只有他喝過水瓶裡的水。此外，雖然不能絕對排除凱利博士死於他人之手的說法，但證據並不支持。
有鑑於此案的敏感性，發現屍體後，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立刻委託調查這樁死亡案件。二○○四年一月發布的報告中，赫頓（Hutton）勳爵判斷凱利博士割腕自殺。為了不讓家人受到更多折磨，赫頓勳爵要求將病理學和毒理物學報告在七十年內設為機密。
但由於死亡事件仍然疑雲重重，那些報告最後仍在二○一○年公開。結果即使是這些報告也無法減輕大眾的懷疑，因此檢察總長多明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接受請願，重啟調查。
檢查所有證據（包括確認我們的毒理學分析與結論）之後，格里夫判定，有壓倒性的強力證據證實凱利博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報告也指出，赫頓勳爵調查實際的作用是死因調查，而沒有證據顯示凱利博士是遭謀殺，或有任何陰謀或掩蓋事實的情事。
我們身為鑑識科學家，體認到事情看起來不合理時，能挑戰當局和他們仰賴的專家的重要性。但也體認到，考慮全局、不只著眼於個別面向有多重要，否則最後可能會誤導人，產生不必要的疑慮。對科學家而言，上述這兩案看起來都很牢靠。然而，陰謀論者的疑慮之難平息，實在惡名昭彰，我能理解科學證據可能無法消減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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