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五四」迂迴走過的百年歷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說,「五四」作為一個思想因子,成為台灣反抗運動與民主發展的潛流與動能,影響台灣後來的政治發展。
為反共來台 知識人未必擁蔣
他接受訪問表示,很多五四時期的知識人隨著國民政府到台灣來,譬如傅斯年與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當天的學生領袖,「五四宣言」是羅家倫寫的,遊行隊伍的總指揮則是傅斯年,他們來台的原因是為了反共,未必擁蔣,擁蔣是無奈的抉擇,但這畢竟是台灣先天的優勢。
潘光哲說,拿胡適來講,胡適很早就將孫中山對於五四的詮釋納入他自己對五四詮釋的一部分,孫中山在一九一九年後也看到新思潮發展,於是由他底下的幹部們例如廖仲愷、胡漢民與戴季陶等,辦了不少回應新思潮的刊物,譬如「星期評論」,胡適還寫過文章「歡迎我們的弟兄星期評論」,登在「每周評論」上。
潘光哲指出,孫中山對於五四的評價所以會被胡適納入,就是因為孫中山主張「革命必先革心(新)」,既是心理的心,也是新舊的新。思想的改變就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才派幹部去辦刊物。胡適即引用了這個觀點,認為國民黨是具有這樣一個革新的內在動力。
蔣中正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
胡適來台後,最高權威卻是蔣介石,蔣是以他在「中國之命運」對五四運動的批評集其大成,只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與五四追求的德先生、賽先生反而批判較多,他認為德先生意味自由主義,就會造成集體紀律散漫,賽先生原應是中性的,蔣卻主張科學要為政治服務。
他說,胡適與殷海光對五四的詮釋,具有反抗政治威權內涵,成為「反抗黨國體制的思想資源」,這尤其在殷海光那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說,紀念五四是殷海光的生命儀式,每年五四時,殷海光都要寫一篇文章。一九六九年剛好是「五四」五十周年,他寫了「五四精神的隱沒與再現」,四個月後殷海光就去世了。
撰文念五四 殷海光生命儀式
潘光哲說,殷海光一輩子為「五四」招魂,而這個魂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自由與科學。這跟國民黨意識形態有很遙遠的距離。像他會說,學生在政治的高壓禁錮底下,一個一個被醃成了鹹菜,或是變成了衝鋒陷陣的火牛,不由自主地跟著黨國體制的宣傳起舞。
他說,即使來台的五四領袖羅家倫,身處此情境下都不得不低頭。例如五四有一重要的內涵即對傳統文化再估價,但在台灣體制下,老蔣說要組織孔孟學會,其理事之一竟是羅家倫。雷震寫信給殷海光,說五四要到了,請他寫一篇社論,殷海光就意興闌珊地回信說,你應該找五四老人寫,雷震回說,五四老人都去做了孔孟學會理事了,還期待他們有所作為嗎?
獨尊孔孟 胡適拒絕當發起人
他說,組織孔孟學會是蔣介石最高旨意,還請胡適當發起人。胡適回應,「我從年輕就主張諸子百家一律平等,不能獨尊一家,我已年老,改變不了我的思想習慣」,拒絕擔任。
他說,胡適、殷海光就是如此表達抗議與不滿,一路傳承下來,「五四」成為一個政治符號,用來反抗黨國體制。例如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或接續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野百合學運。他認為,像六四發生後,學生在校園聲援六四,雖未必打著五四旗號,五四仍是它的潛在動力源頭。
兩岸對話 五四仍可共同引用
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則說,就五四的精神脈絡而言,「自由中國」在台灣具有「五四」傳承的第一代反抗刊物,接著第二代是「文星雜誌」,這兩者是外省人創辦的,直到蔣經國時期的「大學雜誌」,才開始有本省人參與,而第四代從「台灣政論」開始,只著重本土立場。
但張玉法亦認為,「台灣政論」等仍會選刊早年的「自由中國」的文章,從而仍有五四的精神貫穿其間,五四確對台灣的民主發展發揮若干作用。他認為,五四仍然是兩岸未來對話,可以共同引用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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