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年輕人為何憤怒》
內容簡介：當今的世界，年輕人面臨的陷阱和誘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但能讓身陷溝渠的他們爬出困境的梯子卻比以往都更少。那些急切地想用暴力摧毀世界的年輕人，他們為何憤怒？為何掙扎？本書最精彩的並不是浪子回頭的故事，而是深刻的同情性理解，撼動人心。
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我們都看到與社會疏離的年輕人犯下各種無法預測的暴行。我們總是憑著刻版印象輕率地將這些年輕人貼上負面標籤。賈米爾教授——曾差點誤入歧途、身陷犯罪和幫派暴力——以第一線的觀察反駁大家的誤解，讓讀者深入了解這群憤怒之人的無望和無助，並為應對這個全球趨勢提供解決之道。
作者賈米爾年少時在家鄉多倫多差點成為犯罪和幫派暴力的一員，自此他決定奉獻他的一生橫跨北美各地幫助處境危險的年輕人，避免這些可怕命運。他寫出自己親歷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第一線社會工作者的心得：激進的年輕人站在今日最危險和棘手問題的前線，而暴力的種子遍及世界憤忿的年輕人，他們為何如此脆弱又具有破壞性的想法。
賈米爾除了敘述他個人的故事，還有他對北美弱勢有色族裔和中東與非洲邊緣青少年的協助，以及他與白人勞工階層的接觸。他勾勒出形形色色的年輕人，讓我們看到他們為何憤怒，駁斥錯誤的偏見與負面標籤，並提出具體的步驟，力挽這股全球狂潮。在精采的敘述中，讀者與他一起經歷這個過程。
作者介紹：賈米爾．吉瓦尼，律師和社群社運人士。他目前是奧斯古德法學院的客座教授，專事研究社群組織和地方經濟發展。他與《絕望者之歌》作者傑德．凡斯共同創辦了非營利組織「我們的俄亥俄再生」（Our Ohio Renewal），以解決美國白人勞工階級面臨的問題為宗旨。
搶先試閱：〈沒有信仰的激進分子〉
我在歐洲之時，不同年齡、不同城市和不同族裔背景的穆斯林都想讓我知道，組織巴黎恐襲事件而使莫倫貝克惡名昭彰的兩個年輕人阿布阿烏德和薩拉赫．阿布德斯蘭並非虔誠的穆斯林。人們多次告訴我，這些年輕人他們的行為不應和伊斯蘭混為一談，不僅是因為他們的罪行與教義不一致，也因為他們的人生並不虔誠。根據我在莫倫貝克訪問多人的說法，阿巴烏德和阿布德斯蘭根本就未被視為信仰社群的成員。
在活躍參與信仰社群的人和濫用宗教的無信仰激進分子之間，區別未必總是很清楚，但在西方國家許多ISIS啟發的活動中確實適用。在ISIS所招募來執行恐怖陰謀的年輕男子中，對宗教信仰的程度各有不同層次。據報導，二○一六年七月十四日在法國尼斯殺死八十六人，並造成四百多人受傷的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Mohamed Lahouaiej-Bouhlel）是在他發動攻擊前幾個月才開始赴當地的清真寺。在那之前一個月，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炸死四十九人，炸傷五十三人的奧馬．馬丁（Omar Mateen）似乎虔誠得多，數年來每週都赴當地清真寺數次。曼徹斯特體育場炸彈客薩曼．拉曼丹．阿貝迪（Salman Ramadan Abedi）於二○一七年五月發動攻擊，造成二十三人喪生，百餘人受傷，據報導，他和哥哥及父親一起上曼徹斯特的一座清真寺。
自認是穆斯林卻幾乎不參加宗教儀式，似乎是西方世界聖戰分子常見的型態。二○一六年，美聯社分析了數千份外洩的ISIS文件，總結了三千名新兵對伊斯蘭的了解。在這些新兵中，有七十％的人對如伊斯蘭教法（Sharia）的伊斯蘭教要素只有基本的了解。同樣在二○一六年，法國當局監控疑似有激進分子傾向的上萬名年輕男女，其中有四千人是改信伊斯蘭教，這表示他們並不是從小就接受這個宗教，也並不是來自穆斯林家庭。在美國，自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因恐怖主義相關罪行而被捕的人數以二○一五年最多。在被捕的五十六人中，有四十％是改信伊斯蘭教者。這個數字在歐洲也和北美一致。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一項研究調查了二○一四年七月至二○一五年八月間在西方的三十二個ISIS恐怖分子陰謀，也發現四十％的涉案者（大多數是年輕人）都是改信伊斯蘭教。
《紐約時報》把ISIS的招募工作描述為吸引「中間人」（in-betweeners），即「尚未確立身分認同的年輕人」，他們身分的不確定性「使他們容易受到傷害」。這種不確定通常是因為移民和種族或宗教認同，但這也源自於對生活的不滿。在煽動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衝突中，ISIS既能吸引想要與西方鬥爭的人，也能招募想要為伊斯蘭而戰的人。
例如我在歐洲遇到的一名社工人員就談到一個十來歲年輕人的案例，ISIS招募他赴敘利亞打仗。由於父母和他一名手足之間的問題，使他的家庭分裂。ISIS的招募人員把這些痛苦的經歷歸因於西方的生活方式，聲稱西方破壞了傳統家庭，因為它反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這樣的訊息引起這個年輕人的共鳴，要不是警察和社工人員的干預，這個年輕人幾乎要放棄在西方的家園。
另一個例子是亞倫．朱萊佛（Aaron Driver），一個出身基督教家庭的二十三歲加拿大白人青年，他效忠ISIS，並策畫了在安大略省的恐怖行為，但遭警方破獲。朱萊佛的父親說，兒子十六歲時母親去世，之後他就開始走上激進分子之路，他變得「退縮，不願談自己的哀傷。」他對周遭世界感到不滿，並希望以ISIS成員的身分攻擊世界。
＊＊＊
在像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中，沒有信仰的ISIS新人在犯罪活動方面的背景遠高於宗教背景。比利時的監獄系統被稱為聖戰分子的溫床，因為許多ISIS新兵都在比國監獄裡度過一段時間。全球各地的監獄，尤其是歐洲監獄，都在為聖戰分子激進化的成長而困擾。在比利時，估計有二十至三十％的監獄人口被確定是穆斯林，而比利時全國總人口中只有六％是穆斯林。在法國，比例差距的情況更嚴重。
在巴黎恐襲發生約十年前，記者辛德．法拉希（Hind Fraihi）記錄了莫倫貝克聖戰分子激進化的早期跡象，他注意到ISIS刻意在罪犯中招募新人，
「它需要他們，因為他們懂得槍枝，知道藏匿處以及祕密活動的環境。」
犯罪活動也協助ISIS籌集資金活動。在布魯塞爾建立ISIS恐怖組織分支機構而入獄的聖戰分子哈立德．澤卡尼（Khalid Zerkani）據說就會把現金和禮物送給他招募為小偷和準戰士的年輕人。官員說，這些人為自己的目的，會以火車站和遊客為目標，偷竊行李、扒竊，這些不法所得被用來支付由歐洲送新聖戰分子到中東戰場的費用。
我在比利時待的時間長一點之後，社群領袖也向我說明了輕罪犯和聖戰分子之間的重疊之處。我在布魯塞爾的那段日子一直都住在莫倫貝克，也經常走過那裡的歷史中心，當地人稱這個地區為Étangsoirs-Ribaucourt-Bonnevie三角地帶，這三個地名就是它非正式邊界的三個地標。我頭幾次走過這一區時，注意到高犯罪率地區的熟悉景象：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毒販，和幾家看似掩護犯罪活動的餐廳。
後來我與一位莫倫貝克當地社區的領導人一起走過同一地區，他指著我看到的毒販正和散布聖戰宣傳的人在一起。聖戰組織的招募人員竟能如此公開活動，而且還是在公園裡，教我十分震驚。不過毒販公開活動的區域本來也就是其他罪犯有膽行動的地方，不足為奇。
另一位社區領袖（這次是在布魯塞爾北部的一個城市）也讓我對輕罪犯和聖戰士激進分子之間的這種重疊有所了解。他告訴我有些孩子不滿當地的青年中心，因為其中一個同伴在那裡偷竊，受到懲罰。當地傳言說，這些孩子為了報復，所以趁深夜縱火燒了青年中心，迫使它關閉了幾個月。即使這些謠言四處流傳，但警察找不到願意出面的證人，社區民眾不願提供任何有用的訊息。據當地人說，這個主要是穆斯林和來自北非的居民因為不信任警察，所以不願與執法者溝通。這也是我聽說聖戰激進行動增長情況引人憂慮的街區之一，這並非巧合。在警察和居民不溝通的地區，執法單位恐怕難以取得對抗聖戰分子所需的情報。
比利時的某些社交圈視聖戰組織為時髦，而且有好萊塢風格（與我成長時所喜愛的黑幫次文化沒有什麼不同）。在布魯塞爾一名青年工人給我的一篇文章中，記者庫爾特．艾許瓦爾德（Kurt Eichenwald）把他在比利時看到的稱為「為流行聖戰」而戰的「聖戰潮人」，他們「對饒舌歌手圖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所知的比對賓拉登的了解更多」。艾許瓦爾德說，ISIS在比利時招募的年輕人喜歡饒舌音樂，他們身穿Urban Ummah等伊斯蘭品牌服裝，在社交媒體上使用伊斯蘭的主題標籤，並且身穿中東服飾自拍。在布魯塞爾少年感化所內與聖戰組織合作的穆斯林顧問穆罕默德．阿茲特拉維（Mohamed Azaitraoui）也有類似的說法，他認為與他合作的許多青少年要前往敘利亞時，都以為自己是藍波。
歐洲其他地方也有「流行聖戰」組織。倫敦國防安全智庫皇家三軍聯合研究院（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國際安全研究主任拉斐爾．潘圖奇（Raffaello Pantucci）把英國的聖戰分子形容為：「受到成為國際恐怖分子的念頭吸引，這個角色很酷，就像另一種○○七一樣──伴有全球旅行、在海外的祕密接觸、參與槍械訓練營，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協助改變世界的意識形態。」
＊＊＊
犯罪與宗教之間的連繫並非比利時獨有。參加犯罪次文化的年輕人在試圖改變人生時，常常希望由不道德的生活中獲得救贖，並尋求幫助，在幾乎沒有道德紀律存在之處建立道德紀律。如麥爾坎．X和西城瘸幫（West Side Crips）街頭幫派的領導人物史丹利 ．「圖基」．威廉斯（Stanley "Tookie" Williams）等偶像人物顯得十分突出，成為罪惡一生的惡人向宗教尋求救贖的典範。皮尤研究中心二○一二年對美國監獄牧師的調查發現，並非只有麥爾坎和威廉斯依靠宗教來補償一生的犯罪。這項調查顯示，宗教皈依和宗教極端主義在囚犯中十分普遍，四分之三的牧師認為宗教計畫對犯人更生十分重要。
聖戰組織利用這些聯繫，並以救贖一生罪惡的方式來行銷它們的目標。一位比利時調查人員指出道德破產與聖戰激進化之間的關係。他解釋說：
「有一個人由敘利亞休假回家訪友。我們知道他在敘利亞，他會偷偷溜回小鎮與朋友見面，上夜店尋歡。我們監控他，知道他在回到敘利亞之前先上夜店吸食古柯鹼和飲酒。」
ISIS說服這個年輕人可以在休息時放縱自己為所欲為，因為他終將為他們的聖戰目標犧牲，因而會消除他所有的罪過。
這個救贖的可能性就類似於向受到獄中或街頭聖戰組織吸引的輕罪犯人所提供的救贖機會。這是一條出路，也是讓你感到自己成為好人的出路。許多宗教都提出罪人可透過某些行動尋求寬恕的想法。
我在莫倫貝克訪問JES期間認識了哈姆扎，這個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犯罪和宗教經歷。哈姆扎自稱為摩洛哥裔的穆斯林，他在獄裡待了幾個月，最近才出獄。他在被捕前剛生了孩子，因此入獄的時間對他來說尤其難熬。他年齡與我相仿，只是沒有就業技能或學歷，因此照顧家庭的前景使他內心負擔沉重。
像哈姆扎這樣的年輕人通常在JES參加烹飪、建築或安全課程，但他並沒有參加這些計畫。相反地，我在一班我沒想到他會參加的課堂上看到他：家務管理班。哈姆扎是這班唯一的男生，因此特別搶眼。我試著想像他為什麼受到做家務的吸引，我知道很多男人對擔任管家的想法感到不自在，身為家政工作培訓全班二十人中唯一一個男人也同樣不自在。我問他：
「身為班上唯一的男生，會覺得困難嗎？」
「我來這裡是為了改變我的生活，」
他很老成地說道，就像很有抱負的人一樣：
「我得要為家人工作。這是我能得到的工作。我曾經離開女兒，現在我回到這裡，我需要工作。」
哈姆扎後來告訴我他被捕的一些細節，他和一群人一起惹上麻煩，但他是唯一入獄的人。
我問道：
「你的朋友有沒有像你一樣想要工作？他們有改變生活嗎？」
「沒有，他們還是一樣。但我不一樣。我入了獄，離開了女兒。我改變是因為我需要改變。」
哈姆扎說他很虔誠，我也看到了一些證據。在我們對莫倫貝克的討論中，他有個同學批評了伊斯蘭教，哈姆扎非常生氣，熱烈地和她爭論，但他態度得體，也很克制。在她對穆斯林發表煽動性的評論時，我看到他眼中的怒火。後來他告訴我，他不喜歡人們說巴黎恐襲這樣的罪犯是穆斯林，在哈姆扎眼裡，他們不是穆斯林。現在，身為在世上行善的人，他相信他可以自信地說，自己是穆斯林。他試圖向同學解釋這樣的差異，但是她不聽。他聽到她的話時，可能會感到內疚。畢竟就是因為像他和他朋友這樣的年輕人參與犯罪，才讓人們有理由不公正地把伊斯蘭教認定為暴力宗教。
即使哈姆扎現在自認為是穆斯林，在他描述自己出獄後的救贖道路時，卻避談宗教或宗教觀念。他把重點放在家庭。他說：「有女兒真好。」這話的背後不只是要做更好的人，也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家庭讓他有焦點，他可能會繼續做出破壞性的選擇，因而容易受到危險犯罪分子提供的救贖承諾吸引。這些危險分子決心盡可能煽動年輕人，讓他們採取激進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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