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阿拉斯加會晤結束後，一石激起千層浪，每個國家都在尋找自己的定位，日本最積極向美國靠攏，韓國與印度謹慎表態，俄羅斯則堅定站在中國這邊，歐盟正徘徊在選擇的十字路口，難以下定決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訪問歐洲，他可以體會歐洲國家百般不願回到冷戰兩極對抗的年代，所以強調美國不會強迫盟國在中美之間選擇，反觀中國外交部，現在幾乎個個是戰狼，競相比賽強悍，把歐洲也搞得很惱火，除了中歐投資保障協定在歐盟議會無限期擱置，歐盟執委會也恢復與美國關於中國政策的協調，預備採取同一步調。
這也許是新冷戰的開始，只是現在由中國取代蘇聯，與美國對抗，從地緣政治，到科技經濟，乃至意識形態，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表態，是與中國結盟？還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邊？
借鏡十九世紀「歐洲協調」
但國際上有另一種看法，認為十九世紀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正好可做為廿一世紀維持世界秩序的借鏡，此刻所需的是某種新全球強權協調（New Concert of Global Powers）。
《外交事務》期刊網路剛刊出，由外交關係學會會長哈斯與喬治城大學教授庫普錢共同具名的文章，就是以此為題，副題是「如何在多極世界中，避免災難，維持穩定」。
文章首先認為，此刻就像十九世紀一樣，既是兩極體系，又是多極體系，像是冷戰期間，全球籠罩在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競爭中，現在的中國與美國都不願捲入戰略利益不大，又不穩定的區域，讓中型強權有上下其手的空間。
十九世紀的「歐洲協調」會去干涉各國內政，當時各地蜂起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就與現在一樣，但兩個自由民主國家：英國與法國，卻可以與另外三個絕對王權的國家：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合作，維持當時歐洲的秩序。
反觀現在，在二次大戰後所發展出西方所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在廿一世紀，已無法繼續維持全球系統的穩定，必須另尋他途，自由民主政體並不見得愈來愈鞏固，反而有民主退潮情況，四年前川普崛起與英國脫歐，僅是諸多現象中的兩例。
多極體系下 加強政治包容性
拜登的當選是西方最後的希望，但即使他能矯正極端主義，恢復經濟動能，但無法阻止亞洲的崛起，世界已成為多極權力體系，反觀不適民主政體的俄羅斯與中國，甚至土耳其與匈牙利，都正在加強、而非減弱其內部控制。
此刻要維持全球秩序，加強全球治理，作者所提倡的廿一世紀全球協調，有兩個特色：一是政治包容性（political inclusivity）：把夠格的強權納進來，不在意其政權型態；換句話說，只看這些國家是否夠強、有影響力，不管它是民主還是獨裁，也不管它內部人權紀錄為何。
按此標準，新全球協調機制應有六個成員：中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與美國，大家都是平等的，協調會議主席輪流當，總加起來占全球GDP與軍事開支的七成以上，他們有控制全球的能力，能夠維持全球秩序。
非正式程序 私下處理國際紛爭
第二個特色是非正式程序（procedural informality），協調機制強調的是建立共識與私下交易，因為各強權的利益一定不同，這機制提供一個彼此戰略對話，可靜悄悄的處理國際紛爭，討論沒有固定規則，沒有否決權，不表決，也不做決議，主要是為建立解決問題的共識。
與此相對的就是聯合國安理會，這已經淪為立場宣示的論壇，而否決權的濫用更癱瘓其功能。
其實現在已有非安理會的多國團體在協助處理危機，譬如北韓問題的六方會談、伊朗核危機的P5＋1，及烏東危機的諾曼地集團，為何不能更進一步，把這樣的形式固定下來，擴及全球？
全球協調是保守心態的產物，就是維持現狀，阻止任一方以武力改變邊界或推翻既存政權，也傾向支持民族自決。
討論目的在六國不得在未經協調討論下，擅自個別行動，如果有這等事，其他五國得以自行聯合行動。
但如果六國當中的國家採取武力威嚇其他國家，譬如俄羅斯在烏東，中國在南海，要如何處置？
這不是嶄新的想法，十年前，澳洲學者懷特就曾提出「亞洲協調」概念，希望美國主動讓出崛起中國的權力空間，兩者的合作，讓亞太國家免於在兩者之間選擇。
當時美國的學者嗤之以鼻，一是他們壓根沒想到中國力量發展得這麼快，二是他們不願讓出霸權與其他國家分享。
現在這個想法，當然也不是政治正確，目前拜登想做的糾集民主國家，發展民主聯盟，不要考慮民主還是獨裁的想法，它不是決策的另一個安理會，只提供諮詢磋商，它處理危機，但不會讓處理危機取代真正重要議題，它會制定國際新規則改革舊機構，但實際處理問題還是會由聯合國與其他國際機構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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