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們成了消耗品》
內容簡介：全球化只是種偽裝——中產階級成了惡性競爭的痛苦受害者。全球化所造成的輸家遠比我們想像得還來的多！全球化真的人人皆受益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人必須買單──而買單的人很可能就是你我。
全球化的實際代價是不可忽視的！
隨著Covid-19病毒對世界各地的經濟帶來衝擊，互相連結、彼此依賴的世界經濟，因病毒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全球經濟衰退，中產階級竟成了全球化浪潮下的犧牲者？
在全球化的時代，雖然消費支出和GDP的持續成長以及創紀錄的股市多頭，會讓人以為我們處在經濟成長的道路上，但這是一個危險的錯覺。因為消費支出、GDP成長和股市上漲，與你的經濟健康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那些指標只是用來衡量富人的經濟健康，處在迅速萎縮的中產階級，正是全球化下的犧牲品。強勁成長的背後，利益分配極度扭曲不均，理論上每個人都應該過得更好，但現在許多人的境遇卻變得更糟。對這些人來說，自由貿易讓他們變得更貧窮，而不是更富裕。
加拿大經濟學家兼作家傑夫・魯賓主張，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時，全世界的中產階級已逐漸消失。本書從二十多年前簽定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起，關鍵問題並非全球化究竟可不可行，而是全球化究竟讓誰受益？全球化的擁護者總聲稱GDP因此成長，但GDP並不能顯示「如何分配」的事實。魯賓將從新民粹主義、川普的稅法和關稅改革、薪資凍漲等現象，逐一分析中產階級面對的困境。
作者介紹：傑夫•魯賓，加拿大經濟學家與世界貿易和能源專家，曾任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首席策略師。
搶先試閱：〈疫情會終結全球化嗎？〉
正如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全球化代表了許多事物。它代表了公司到全球各地購買低薪勞動力。它代表了最終進入小鎮邊緣的大型賣場中的國際供應長鏈。它代表了極低的利潤與及時送達。它代表了結構性失業。把它代表的事物加總起來之後，它代表的是消耗性勞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它也代表了諸如一杯咖啡這麼不起眼的事物都需要二十九間公司橫越十八個國家做生意。如果光是一杯咖啡就要這麼多公司與國家的參與，建造一台呼吸器就更不用說了。
在新冠肺炎肆虐於全球最先進的幾個國家時，我們會發現，無論付出多高的代價，全球市場都無法供應足夠的呼吸器。富有的米蘭人沒有呼吸器可用，富有的美國人也沒有呼吸器可用。「即時」是來不及的。
不過市場上的確有呼吸器存在。中國工廠正在生產呼吸器。俄國利用他們在蘇聯時期的過剩產能，在一架架飛機中裝滿呼吸器送往疫情嚴重的義大利與塞爾維亞，瑞士也囤積了一些呼吸器以備不時之需。
「以備不時之需」（just in case）幾乎可說是「及時」（just in time）的相反概念。換句話說，以備不時之需就是「避險」。儘管瑞士受到新冠肺炎的嚴重衝擊（瑞士與義大利的倫巴迪地區接壤），但他們已經準備好面對長期鎖國了。瑞士有六萬三千噸的糖、十六萬噸的麵粉、三萬三千七百噸的食用油和約四十噸的乳牛飼料。而且他們還有一百五十萬噸的咖啡豆。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瑞士政府決定停止囤積咖啡豆，因為這東西沒有半點營養價值。但瑞士的民主向來強壯且反應迅速，很快就有民眾強烈抗議，要政府好好保護這些避險咖啡豆。我想瑞士人在知道自己的法式咖啡不會短缺之後，一定就能更安心地面對疫情的挑戰了吧。
換句話說，瑞士人不需要依靠全球市場「及時」拯救他們。他們在市場失靈之前就買好了他們的咖啡和呼吸器。當其他國家像是在擁擠超市的空蕩蕩貨架上爭相購買物資的時候，瑞士已經做好準備了。
順道一提，加州曾在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治理下執行了類似的應變計畫。他投資了數百萬美元打造了類似中國在武漢建設的臨時醫院，不過是移動式的：三間具有兩百張床位的移動式醫院，每個都有足球場那麼大，裡面有手術房、加護病房和X光設備。這些醫院的庫存包括了五千萬個N95口罩以及，你猜得沒錯，兩千四百個呼吸器。這些戰略儲備物資可以額外增加二萬一千個急救床位。那是二○○六年的事了，當時禽流感看起來像貨真價實的威脅。但政府每年要花五百八十萬美元來維護這些移動式醫院，最後資金被暫停了。在國家需要這些醫院的時候，這些醫院已經無法恢復了。
因此，如果全球主義者認為民主在二○二○年大選的勝利，代表他們無比珍惜的自由開放市場會重新回歸的話，他們可說是大錯特錯。因為全球供應鏈如今必須競爭的對象是致命的對手，比戰後歷史上最擁護保守主義的總統還要更具殺傷力。
新冠肺炎讓世人學到了許多教訓。但是，在人們爭論應該怪誰、哪個國家應該負責以及吃野生動物是否合理時，有一件事從一開始就再清楚不過了：如果你覺得全球市場會解決你的問題的話，你注定要失望了──你甚至可能會有更可怕的遭遇。真正的問題是市場很有可能無法提供的健全解決方法。隨著工作量接近臨界點，儲存物資愈來愈少，美國醫院協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會長波拉克（Rick Pollack）告訴媒體：
「我們希望國家啟用《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換句話說，在發生真正的問題時，不要依靠市場的效率。我們應該做的是對政府提出要求。畢竟這個方法在以前就曾奏效過。在二戰期間，政府曾依照《國防生產法》下令福特生產炸彈。在新冠肺炎戰役期間，白宮也曾使用該法案下達指令。這一次，福特與其競爭對手通用汽車要做的，是為美國的醫院生產數千個呼吸器。曾用來保護美國工作的法律，如今則被用來把新生命帶入密西根的閒置工廠裡。
突然之間，全球主義者擔心起了新型態的保守主義。自從關貿總協定與世貿組織出現以來，企業便一直為了進入國外市場而犧牲勞工（政府則為此犧牲人民）。利用減少進口來保護工作和國內企業被視為一種退步。但現在我們擔心的不再是進口禁令。隨著各國政府把寶貴的資源儲藏起來，我們該擔心的是威脅到全球供應鏈的出口禁令。
印度和中國一直以來都大量供應全球學名藥的原料，在二○二○年三月底，印度注意到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似乎對新冠肺炎有療效，因此禁止了此種藥物的出口。美國政府也擔心國內將會缺少使用呼吸器的病人需要的鎮定劑，以及增加肺內氣流的沙丁胺醇（albuterol）。
中國也同樣限制了全球市場都極度想要購買的這些藥物。中國原本有一百○二間公司領有執照可以出口檢測試劑套組、口罩、防護衣、呼吸器和紅外線溫度計，在實行新法規後，北京當局判定其中八十一間都不合格，不得出口這些產品。美國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禁止將口罩出口到加拿大。
畢竟，如果你自己國內的醫療物資都不夠用了，為什麼要把這些稀缺的物資運到外國呢？問題在於，在複雜的全球網絡中──如今就連一杯咖啡都需要二十八間公司齊心協力──對藥物原料的出口禁令最終會導致所有人都受害。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不像李嘉圖描繪的那麼簡單，可以讓一個國家生產N95口罩，另一個國家生產呼吸器，並互相交易。如今這個世界中，幾乎每一件物品的製作過程都必須經由全球供應鏈的輕巧連結，出口禁令將會導致各國無法製造任何產品。正如德國呼吸器製造商德爾格（Stefan Dräger）在《明鏡週刊》（Der Spiegel）中所說的：
「零件來自全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土耳其。我希望就算各國偏向保護主義，也要保持供應鏈的完整無缺。如果有人決定要打破供應鏈的話，未來將沒有任何人能拿到任何一台呼吸器。」
但這個論點有兩個面向。你可以基於保護主義會瓦解全球供應鏈為由反對保護主義。又或者，你可以回過頭來檢視全球供應鏈，理解到它們有多脆弱，並決定你最好在國內購得所需資源。如今我們將愈來愈常看到人們執行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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