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埃及醫生以過人的膽識，緜密的白色謊言，與無畏的勇氣展開救援……以發生在二戰期間充滿傳奇色彩的真實事件作為紀實報導，不只打破宗教藩籬，更具人性光輝，驚奇、迷人處更甚小說！
內容簡介：這則曲折精彩的紀實報導，不僅將二戰歷史上的事跡補上重要的闕漏，也呈現跨文化救援的真實面貌，宛如一道溫暖的光束，照亮人性！來自埃及的阿拉伯醫生赫爾米於二戰期間始終住在柏林，為拯救猶太少女安娜˙博洛斯，用盡各種智慧與方法，努力不懈地在危急夾縫中，讓她喬裝為穆斯林並安排幫她安排假結婚等，在當時幾乎不可能有機會脫逃的種種險境中，使她奇蹟似地存活下來。他所成就的這場救援，不只徹底蒙騙納粹當局，更可視為一場成功的逆襲！他正是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國際正義人士」錄中，唯一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赫爾米。書中不只爬梳穆斯林與猶太文化之間曾有過的溫情、交誼，也讓讀者一窺那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一角：威瑪時期柏林的中東風情，並成為具體彰顯當時以機智反抗德國境內納粹極權的真實案例。
作者介紹：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1983年生於德國埃爾朗根（Erlangen），是《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政論作家。他曾攻讀法學與犯罪學，並在前往海牙任職於「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前，曾任職於法律事務所與青少年監獄。他的博士論文以1945年至今的戰犯審判為研究主題，曾被《法蘭克福匯報》盛讚為「大師之作」。他的第一本著作《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2013），是德籍猶太裔檢察長弗里茲・鮑爾的傳記，並已成為他備受國際矚目的代表作(中文版，臺灣商務，2020年)。書中描述1960年代，檢察總長鮑爾如何憑藉過人的勇氣，在法蘭克福大審判中調查和起訴參與奧斯威辛集中營惡行的德國戰犯。此書後來也被改編成電影《大審判家》，影片亦獲獎無數。他的這部新作《穆斯林與猶太少女》（Der Muslim und die Jüdin: Die Geschichte einer Rettung in Berlin），甫出版即受各界讚譽，並於2018年獲選為「德國新書」（New Books in German）的年度「非虛構類」選書，獲德國重要媒體的一致好評。
搶先試閱：〈中東與柏林之間〉
「有些女人喜歡懷裡抱著一隻迷你鬥牛犬。有些女人愛在臉上掛個單片眼鏡。有些則特意造訪三教九流聚集的地窖酒吧。還有些專挑充滿異國情調的宗教去信仰。」專欄作家「侏儒妖」（Rumpelstilzchen）在報上寫道；侏儒妖本名阿道夫•史坦恩（Adolf Stein, 1871-1945），乃威瑪時期《柏林地方日報》（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知名愛國記者。據其描述，當時不僅印度性靈導師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的學說在帝國首都開始風行，就連建在柏林郊區弗羅瑙（Frohnau）的寺廟，亦常見佛教徒出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二八年侏儒妖在專欄裡寫下的結論卻是：「西柏林當時最時髦和最風雅的，當屬伊斯蘭教。」
一九四三年秋， 幾名蓋世太保盛氣凌人地踏進一名埃及醫生位於夏洛騰堡
（Charlottenburg）的診所，一進門便看見了一名穆斯林女孩。她坐在接待室內，正在整理要送驗的血液和尿液樣本。圓圓的臉上一雙慧黠的眼（侏儒妖肯定會說，這雙眼「平靜透徹得猶如彌賽亞之眼」），皮膚白皙。
一頭深色捲髮被女孩用薄薄的頭巾圍起，她笑起來時會露出淺淺的酒窩。她很愛笑，即便蓋世太保當前，依舊笑臉迎人。「她總顯得精力充沛，非常健康。」後來的人追述道。
她長得高挑而漂亮。至於其他方面則不太好形容。東方氣質，兼具南國風情，總圍著頭巾。嗯，該怎麼說呢？總之，這個年輕女孩進退有據，舉止合宜，沒錯，這麼形容她就對了。但用這句話來稱讚穆罕默德•赫爾米（Mohammed Helmy）醫生的這位穆斯林女助理，雖然貼切，但貼切的程度卻遠超過眾人所悉。
蓋世太保吆喝著進門—叫你們老闆出來，立刻！—，年輕女孩謙恭有禮地引導他們坐下，並說：請稍待片刻。當然，我們醫生馬上就出來。我們很樂意配合的，大家都曉得這是分內的事嘛。
年輕女孩跟裡頭的醫生一樣，都說著一口流利的德文，毫無口音。她雖然有個阿拉伯名字，卻是個對德國人而言很容易發音的名字：娜迪亞（Nadja）。如果有人問起她的來歷，她總說：她跟醫生是親戚，是他的姪女。
蓋世太保開始隨意翻看抽屜和櫃子，接著又一臉懷疑地闖進候診室，將簾子一把拉開，隨機兇巴巴地命人出示證件—至於娜迪亞，一如眾人所見，她一直隨侍在後，和蓋世太保保持著適當的距離，恰如其分地從旁協助，安靜而不起眼。
兩年來，火車一班班地開往滅絕營。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一個寒風刺骨的秋日，驅逐行動在柏林拉開了序幕。數百名來自莫阿比特區（Moabit）、夏洛騰堡、哈倫湖（Halensee）的猶太男子被迫走入街頭，頂著滂沱大雨穿過柏林的街道、廣場，行經選帝侯大道（Kurfuerstendamm），去到格呂內瓦爾德（Grunewald）火車站。
如今，蓋世太保要搜捕的正是那些偷偷躲起來、依舊逗留在此的人。有上千名猶太人仍藏身柏林，大多流離失所，餐風露宿，不是棲身橋下，就是睡在森林裡，有些人則徘徊於輕軌沿線，等夜深了，輕軌停駛了，再到車站大廳或廁所內尋一暫時安眠之處。
蓋世太保已經不只一次現身於夏洛騰堡的這間診所，每次來都要求見當家的穆斯林醫師，盤問內容多次鎖定一名失蹤的猶太少女—安娜（Anna）。
「我們家醫生一定會盡力配合，充分協助。」圍著頭巾和面紗的穆斯林女助理話聲未落，醫生已朝這兒走來，他的腳步聲預告著，女孩終於得以擺脫這場令人窒息的談話。從診間走出來的是一名皮膚黝黑、身材高大的埃及人，他第一時間便向蓋世太保伸出手。
「希特勒萬歲！各位好！」
「這裡絕對是如假包換的中東。貝都因人（Beduinen）、德爾維希人（Derwische）、開羅人、土耳其人、希臘人，除了這些男人之外還有他們的女眷和女僕，大家都以最真實的樣貌，原汁原味地生活在此。」當時首屈一指的戲劇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克爾（Alfred Kerr, 1867-1948）在某個夏日，行經柏林一處泥造平房時，如此感嘆道。空氣中飄散著中東特有的荳蔻咖啡香，並混雜著柏林廉價香菸的氣味。另外也有人記述道：屋前總能看見「身穿金色絲綢的男人」悠閒地在那兒吞雲吐霧。「可惜這群人已經不夠原始，夏天時我們在柏林動物園裡見到的景象，在他們身上已不復見。」專欄作家「侏儒妖」更感嘆道，「他們顯然已受到文明的廣泛薰陶。」當時的柏林人深為中東風情而著迷，但他們偏好用一種看待動物園裡珍奇動物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中東人。
生活在柏林的阿拉伯人，就像是被視為充滿異國風情的動物般，一八九六年已經有了以《突尼斯後宮》（Tunesischer Harem）為題的戲碼，一九二七年則有名為《的黎波里秀》（Tripolis-Schau）的表演。此外開羅和巴勒斯坦，也都是柏林庶民娛樂和表演所熱愛的主題。「拜託，可不可以不要再推擠了！」某位遊客在他的柏林遊記中提及那些表演的盛況與人潮。不過，《猶太廣訊報》（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hums）的一位作家卻對這種典型的開羅布景不勝唏噓，「這些中東布景不僅令人憶及聖經場景，」同時也讓人回想起「我們猶太人的輝煌過往，與悲傷的現況。」
二十世紀的二○和三○年代，正值柏林最動盪的時期，但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卻因此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他們相處融洽，互有聯繫。當時兩大族群之間的友好其實眾所周知。只不過，這樣的友好關係到底有多深刻、廣泛，長久以來卻未被重視和提及。
直到最近有人在地方資料館和外交部的政治檔案中發現了一些彌足珍貴的史料，我們才得以證實：原來在希特勒的獨裁帝國裡，在首都柏林，有位阿拉伯人曾為拯救猶太人伸出了援手。如今在這個充滿仇恨的時代裡，這則故事正好可以激勵我們，為我們帶來勇氣。
現今居住在德國的穆斯林大多認為，納粹集中營的歷史與他們無關，和他們自身的故事沒有交集，無法觸動他們，甚或認為穆斯林移民根本沒有參與過和出現在那段歷史裡。但本書的故事卻證明：事實恰好相反。這則故事奠基於真實的史料，奠基於塵封已久的國家賠償檔案、祕密警察書信，和相關的外交檔案，還有赫爾米醫生和安娜小姐所留下的種種個人跡證，以及我對他們仍在世之子女和子姪輩的親身訪談。這則故事猶如一線曙光，照亮了那個幾乎被遺忘的世界—威瑪時期生活在柏林的阿拉伯社會，這群人受過高等教育，有見識、教養，絕大多數一點也不仇視猶太人。
現今許多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常視穆斯林聚居的地方為不可涉足的危險區域，他們認為那裡治安不佳，有安全疑慮—倘若這種成見繼續存在，那麼無論本書呈現多少感人史實，都無法彌補此等缺憾。即便如此，這些史實仍帶給我們一線希望：情況或許也將改變，因為穆斯林族群在歐洲的生活歷史，其實遠比我們表面上知道的還要久，還要豐富。
我們絕無美化穆斯林，或要文過飾非之意。二十世紀三○年代生活在柏林的穆斯林，確實有不少人依附於納粹，甚至成為極權者的爪牙，成為反猶太政治和宣傳的利器，並且把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翻譯成阿拉伯文。但除此之外，卻也有一群為數不少的人，具體而微地彰顯了當時德國境內對猶太迫害的反制力量。本書要記述的正是這群人，這些事，以及他們過人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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